难道是满清更富吗？
当然不是。而是各地的厘金局并没有认真执行朝廷的决议，对厘金税估计是睁只眼，闭只眼，完全是在应付，其中肯定有官商勾结，大幅度的减免厘金税的情况。
虽然当初为了杜绝这一点，厘金局制定了不少新奇防弊的政策，但现在看起来效果并不大。
而这，都是内阁的责任。
————感谢“阿斯顿法红酒”的打赏，谢谢~~
厘金税不利是内阁的责任，但朱慈烺没有爆发，也没有站出来指出这一点。
因为现在还不是和南方官绅集团全面作战的时候，等抵挡住建虏今年年底的入塞，大明朝缓过这口气，再慢慢收拾他们也不迟。
又想，幸亏有晋商财富这一颗的“大补药”，不然内忧外患之下，大明朝的财政危机还真是没法解。
厘金局不顺，追逮赋的工作则是喜忧参半。
广东福建湖广四川等省份追缴逮赋的工作比较顺利，京师派到这四地的御史言官很好的发挥了作用，督促欠税大户今年之内必须缴清逮赋，不然来年就要收利息，五年后抄查全部家产。因为是京官，和地方士绅的关联比较少，加上又急于完成任务，返回京师，因此雷厉风行，不给面子，欠税的地方士绅们虽然怨声载道，但却也不敢硬抗朝廷。
据御史们回报，广东福建湖广四川四地大约可以补上历年欠税的七到八成。折合起来，最少也有一百万两银子。
听到这个消息，朱慈烺微微松口气，御史言官出京，总算是有点作用。
但南直隶却有点麻烦。
南京是大明副都，在南京有另外的六部加都察院，官绅力量强大，各种利益结合的密不透风，更和京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御史言官到广东福建等地是一个官，但在南直隶，却只能算是一个小吏，根本不入那些士绅大户的法眼。因此催收工作很是不利，那些欠税的士绅大户已经到南京户部门前闹过好几次，每一次都是寻死觅活的，搞的满城风雨，乌烟瘴气。
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盐政查弊稍有进展，在方正化回京之后，有段时间，查盐钦差左懋第在扬州几乎是寸步难行，但李邦华就任左都御史之后，猛烈弹劾江南那些阻碍盐政、为盐商做掩护的官员，尤其是南京户部，被都察院批的体无完肤。重压之下，南京官员和盐商不得不有所收敛，加上新任盐运使丁魁楚颇为机巧，深懂新官立威之法，在一定程度上，配合了朝廷的盐政新策，因此江南的盐弊稍微有所改善。
但根子的问题并没有解决，像很多事情一样，过了这段风口，立刻就会旧态复萌。
除了以上，新任兵部尚书的人选，也是讨论的议题之一，各方都有推荐，呼声最高的，当然就是侍郎吴甡。
朝议纷乱之中，御座上的崇祯帝时而怒，时而喜。但对兵部尚书的人选，却始终不予置评。内阁四臣中，除了蒋德璟明确支持吴甡之外，其他三人的态度都比较暧昧。这令朱慈烺微微担忧，难道吴甡兵部尚书的位置，会有意外吗？
眼看朝议快要结束，朱慈烺轻轻咳嗽一声，起身来到殿中，向御座上的崇祯帝拱手深鞠：“父皇，儿臣有奏~~”
不是为了兵部尚书的人选，那不是太子可以公开置喙的事情。这一点，朱慈烺心里还是很清楚的。
朝堂鸦雀无声。
所有人都想知道，太子又有什么牵动天下的大政策要抛出来了？
尤其内阁首辅周延儒，虽然表面上老井如波，但内心却最为紧张，他担心太子又找到了朝政的什么弊端，又要跳出来打他的脸。
崇祯帝点头。
和过去不同，朱慈烺早已经习惯了朝议的气氛，越发的气定神闲了，他拱手道：“父皇，开封之战后，儿臣返回京师的路上，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建虏可以入塞，我大明却不能绕道海路，攻击建虏后方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呢？一来是因为辽东地广人稀，道路不便，建虏的主要城池都距离海边遥远，无法发挥袭击的突然性；另一个原因是，我大明水师力量不足，无法大规模的运送士兵到建虏的后方，假设一下，但使我大明有足够的水军，可以随时运送五到十万的将士到旅顺和金州，甚至是到建虏后方的镇江堡，并且可以保证后勤补给，源源不绝的从海上运送，支援登陆将士，对建虏发起攻击，建虏还敢肆意入塞吗？”
崇祯帝精神一振。
做皇帝这么多年，崇祯帝最喜欢听的就是关于对付建虏的建言献策。海路绕行，攻击建虏后方，自从今年二月儿子提出之后，就令他眼前一亮，常常召集重臣，在暖阁中密议此事，也因此，他才会对福建总兵郑芝龙另眼相看，不但提拔其弟郑鸿逵任登州水师提督，还任其子郑森为登州水师游击，平常对郑芝龙，也是不吝赏赐，为了就是践行儿子提出的策略，收揽郑芝龙父子之心，一旦建虏入塞，就令登州水师渡海攻击，骚扰建虏的后方。
群臣都静听。
朱慈烺继续道：“然水师非一日所能建成，一艘战舰，从图纸，选料到最后的建造成功，短则三年，长则五年，所用木料都需要在水中浸泡一年，确定质量可靠，方能在海船上使用，也因此，水师的组建历来都是旷日持久。当初我太祖洪武皇帝在太湖之中锻炼水军，也是到三年之后方才具备战力，有了和陈友谅一争高下的能力，五年后，才一举击溃对方。然松锦之战之后，我九边空虚，建虏随时都可能会入塞，一旦建虏今年年底入塞，我大明绕道海路的想法，恐怕难以实施。不但今年，以三年建造一艘船舰的速度看，最早到后年，我大明水师才能有骚扰建虏后方的可能。”
崇祯帝的脸色一下就不好看了。
照太子所说，今年和明年，岂不还是只能被动挨打？
群臣默然。
太子的说法，朝臣们并非不知道，然崇祯帝求治心切，有些冒犯的话，实在不宜在御座前直说。
也就是太子敢于直言不讳。
“陛下，”内阁蒋德璟出列：“登州水师已经重建，据登州水师提督郑鸿逵的奏报，到上月，登州水师一共有大船二十艘，小船四十余艘，水兵一千余人，已经初具规模，足以运送一定数量的将士渡海。”
朱慈烺摇头：“怕是不够，先帝时，登州水师最兴盛的时候，有大船三十艘，小船将近六十艘，即便如此，也无法承载太多的士兵，因为我们的大船，最多不过就是四百料的福船。”
中国古代，论船的大小，以料计算，也就是用木料多少，用的木料越多，船就越大。四百料的战船，排水量约在70吨左右，而荷兰人的三桅帆船，排水量八百吨，一艘等于十艘。
其实大明并非不能造大船，郑和下西洋时，主力旗舰的排水量都在千吨以上，但华夏历来都是陆权国家，不重视海洋，郑和的西洋之行只是为了展示大明的国威，毫无殖民或者从西洋地区获取利益的打算。西洋归来之后，那些千吨的战舰风吹雨打，很快就烟消云散，而留下的宝贵图纸，也在武宗时，被兵部一个“忧心天下”的兵部侍郎，担心武宗皇帝会效仿成祖，也来一个下西洋，耗费民力，于是竟然悄悄将藏在兵部的造船图纸，全部销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