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间蒙古和建虏的关系是长远，但另一个事情却是迫在眉睫。
马上春暖花开，万物复苏，除了耕种之外，土建也可以开始了。去年建虏入塞，大明放弃了蓟州以东的大部分城池和要塞，只留了玉田和永平两地，两地城小人多，承受了极大的压力，若非建虏因为粮草短缺，不得不撤退，两地长期坚持下去，不说寒冬腊月天会不会冻死人，只说人员密集聚集，其中有很多是不洗澡、不洁净之人，又有鼠患，时间一久，爆发瘟疫的可能性就很高。
因此建虏退去之后，永平巡抚马成名上疏朝廷，请求扩建永平城，顺天巡抚潘永图也上疏，请求扩建玉田城，对这两个奏疏，朝廷上下都是支持的，---经过这次抗击入塞的胜利，所有人意识到了在蓟东坚壁清野的重要性，而独可以收留百姓的，只有永平和玉田两地，只要大明保有这两地，就算建虏将其他地方都占了，也难以长久占领，蓟东终究是大明的，因此两地城池非是扩建不可，驻守也要增加。
崇祯帝立刻从内廷库拨了六万两，交由两地修城。余下不足由户部想办法。
这两地修了，蓟东被建虏破坏的城墙，也需要修补。
这都是已经讨论过，没有异议的事。
但兵部侍郎张凤翔提出，因为有了此次的碰壁，知道了蓟州防线的存在，以后建虏入塞，怕是不会走蓟东，也就是东线了，所以朝廷必须加强西线，也就是从黄崖口，黄松峪，墻子岭，古北口，一直到白马口的长城防御。
这一段长城在地理上属于密云，全长将近四百里，朝廷不但要修缮加固，而且必须增加驻防的兵马--这一次是太子料敌从先，提前调京营将士到了长城，若非如此，只靠长城原有的防守兵马，怕也是挡不住多铎的入塞大军的。
而京营是守卫京师的，不可能长期驻防长城口，长城守卫，还需要长城守军自己。
兵部算了算，又找户部商议了一下，算盘打一打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修缮密云长城，最少需要八十万两银子，而加强防御，需要再募兵三到四万，又需要二到三十万两。一听需要这么多银子，崇祯帝就犯愁了，虽然有太子从张家口的抄来的银子，但帝国的缺口太大了，到处都需要银子，这一百万两，实在是有点拿不出来了。
三辅谢升察言观色，站出来出了一个馊主意，说张献忠已经大败，南直隶贼乱缓解，那是不是可以调一部分的剿匪兵马，比如调左良玉到密云长城，如此就省去了募兵的费用呢。
对此，兵部尚书冯元飚是反对的，理由有两个，第一，虽然有螺山之胜，张献忠实力大损，但朝廷远没有到庆功的时候，左良玉，黄得功，刘良佐三路兵马张开大网，已经将张献忠堵截在了安徽一代，时间长了，绝对可以将张献忠久围困死，一旦撤走左良玉，大网露出破绽，以张献忠的狡猾，说不定会溜出来起死回生，以至于朝廷前功尽弃。
第二，左良玉麾下多是湖北兵，黄得功和刘良佐多是江南兵，以江南兵来守北方长城，不说气候，不说移驻需要的钱粮，只说军心就是一个问题。
因此，南兵不可调，只能北方招募。
户部尚书傅永淳双手一摊，户部没有银子，这一百万两，都得内廷出。
这种情况下，大家的目光，很自然就望向了太子。
所有人都想知道，太子会不会有什么高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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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本，如果太子不在殿中，众臣的目光肯定都会看向吴甡。兵部三巨头，冯元飚和张凤翔都已经发表意见，唯独吴甡一直默默不语，这和他平常针砭众策，语声洪亮的表现完全不同，众臣心中都是奇怪，而大家都知道，吴甡是“太子党”，既然吴甡不说话，那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看向太子。
朱慈烺一直在低头沉思，关于西线长城的防御问题，他和吴甡、参谋司讨论过不止一遍了，每次都是大开大合，各人抒发己见，期间又和兵部尚书冯元飚，左都御史李邦华有过探讨，朱慈烺以一个穿越者，多去四百年的资料和历史的角色，从中进行评定和筛选，最终他定出了一套自己认为最合适的防御计划。
但吴甡却有一些不同意见，因此今日议事，他才一直默默--他不太赞同，但也不反对太子的计划。
事关重大，即便已经推敲了很多遍，在即将说出之前，朱慈烺还是要深思熟虑一番。
当众臣望来时，朱慈烺暗暗吸口气，出列向御座上的崇祯帝拱手：“父皇，儿臣以为，长城的防御不在城塞，而在于隔阻和预警的作用，阻隔不多言，只说预警，因为有长城的预警作用，京畿地区才能有准备的时间和空间。以往面对蒙虏时，长城边塞虽然也曾经几度危急，但世宗皇帝后，蒙虏对我长城边塞的威胁，却是大大缓解，究其原因，不过有两个，第一，世宗皇帝开放了边贸，使蒙虏不必再通过抢掠获取物资，第二，蒙古的四分五裂，没有统一的力量，难以对我大明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。”
“但建虏窜起后，改变了长城边界的形态，尤其林丹汗病死之后，蒙虏已经全部倒向了建虏，长城边境失去了蒙虏的缓冲，千里长城，处处都是破口，但使建虏裹挟着蒙虏入寇，随时都可以杀到我长城之下。而我大明事先难以知晓，这才是长城危急，建虏屡次入塞的根本原因！”
“民间有句话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，一旦贼惦记上了，你就得日防夜防，家里围墙修的再高，如果没有在墙外栓一条狗，怕也是防不住的。”
“这条狗，就是蒙虏，儿臣以为，长期而言，我大明还是必须想办法分化、笼络蒙虏，使之为我所用，纵不能为我所用，也不能听命于建虏。”
群臣都是静听。
听到蒙虏之事，有知晓当年之事的朝臣在心中微微叹息，天启年时，大明朝廷每年都固定给蒙古各部一定的岁银，一是安抚，二来征调他们参与辽东作战。关宁之战时，林丹汗就曾经派出一万蒙古骑兵相助，虽然没有什么鸟用，只一次出征就白白用去了大明四万两银子的钱帛和粮米，但起码他们不通建虏，不和建虏沆瀣一气，多多少少也能帮一点忙的。
但崇祯帝继位之后，天灾不断，大明饥荒连连，财政入不敷出，大明实在是没有余粮资助蒙古人，蒙古人已然成了财政的巨大负担，崇祯帝又觉得给建虏“岁银”是一种屈辱，因此断绝了对蒙古的“支援”，而同一时间，建虏却对蒙古伸出了橄榄枝，即便是在大明封锁的情况下，依然向建虏提供粮米支援---不得不承认，努尔哈赤和黄太吉两父子都极具战略眼光，深知建虏以一隅之地对抗大明，非有蒙古人的支持不可，即便自己再困难，也要拉拢蒙古人。
努尔哈赤和黄太吉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，加之林丹汗又是一个志大才疏之人，最终导致内蒙古各部全部倒向了建虏。
回想前事，知晓当年之事的朝臣都是叹息，如果当年朝廷能勒紧裤腰带，给蒙古人一定的钱粮，情势绝不会到现在，最起码建虏不能肆意从长城各地入塞。